1、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五大张力 民主义”等论调不绝于耳。甚嚣尘上的“中国高铁抄袭论”认为，中国高铁是国外高铁的“山寨版”。其依据是中国高铁发展之初，分别从四家国外公司引进了CRH1（庞巴迪 Regina C2008）、CRH2（川崎重工新干线E2-1000）、CRH3（西门子ICE3 Velaro）以及CRH5（阿尔斯通 Pendolino），后来的产品都是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来的。 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向设计与逆向设计的关系问题。在发展之初，采用引进的技术线路，以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起点起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此即所谓的逆向设计。为众所周知，只要是买下了别人的技术，并依据合
2、同支付了约定费用，逆向设计并无不妥。 2016年10月5日，由中国铁建、中国中铁承建的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的“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这是继坦赞铁路之后，中国在非洲修建的又一条跨国铁路，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海外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建造的第一条现代化的跨国电气化铁路。不久前，中国铁建又签下赞比亚奇帕塔经佩塔乌凯至塞伦杰铁路设计施工合同，中国铁路在非洲可谓风生水起。 对中国铁路在非洲市场取得的成绩，有西方媒体竟称“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与英国140多年前的做法别无二致”。值得国人关注的是，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无端指责，也得到了非洲一些非政府组织的
3、支持。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充斥的诋毁和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促使我们反思。需知，从我们认知意义上的“广而告知”，到所在国的“内心认同”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仍然还有很大一段距离。 中国高铁“走出去”靠的是过硬的技术水准、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与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不是过于依赖政治推动。对于依赖政治或政府推动的项目，可能引起一些国家的战略猜忌，甚至还给阴谋论者提供想象空间。 实践中，着力争取目标国在技术上的认同自不待言，更要注意的是，应着力实实在在地帮助目标国解决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严重掣肘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以此赢得目标国人民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远比技术认同重要得多。事实上，对于目标国人民来说，或许技术
4、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把中国划进“朋友圈”。 近几年来，中巴铁路、高速公路建设的顺利推进，无疑首先是基于中巴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再靠中国的高技术、中国产品的高质量、中国建造的优性价比。对于中国高铁“走出去”而言，“朋友圈”有多大，“高铁线”就有多远，做大“朋友圈”才能修远高铁线。 五、潮流张力：全球化与逆（去）全球化 从过去五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来看，人类的未来必然是全球化。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和经济边界。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国际通行标准不断增多，跨国公司快速崛起和国际
5、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相互依存，商品、劳务、技术、资本、信息超越市场和国界进行全球扩散。 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现代电子通信传媒、现代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物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与区块链、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互联互通成为当今时代的“元模式”，整个世界紧缩成了一个“村落”，全球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然而，全球化并非一个完美图景，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诸多负面效应。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差距扩大不但存在穷国与富国之间，更内化到国家内部并激化社会矛盾。比如，依赖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
6、”。按照全球战略家、风靡TED讲坛的主讲人帕拉格康納的说法，在过去短短不足20年内，质疑全球化已经终结的浪潮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 ；第二次是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第三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有这些都被某些人拿来作为“去全球化”的证据，全球化进程似乎开始陷入停滞，甚至发生逆转。 自2015年开始，随着美联储加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廉价能源和技术发展导致的制造业回流和自动化生产，第四次全球化终结的声音逐渐响起来。特别是2016年世界接连爆出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全球化进程再次遭遇严重挫折。先是英国公投脱欧，卡梅伦离
7、任，曾被视为区域一体化典范的欧盟面临着无法预估的不确定性。接着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奉行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采取取消TPP、对墨西哥等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等反全球化政策。2016年12月5日，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总理伦齐辞职，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五星运动正在积极谋求就退出欧元区进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呈现的诸多现象表明，世界性的民粹主义泛起和反（去）全球化运动抬头，经济民族主义趋势正在蔓延，各国内顾的势头正在加强。保守主义强势回归，人们求变心切，社会分裂和价值分化不断加深，世界在乱与治、分与合、破与立之间存在诸多困惑和利益博弈。一个新
8、的国际秩序正在磨合和碰撞中，世界面临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未来。在全球化与反（去）全球化激烈博弈的国际局势下，中国高铁“走出去”需要趋利避害。 一方面，坚定全球化信念。顺应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深刻指出，反对全球化就像是反对地心引力。现在不是要不要全球化，而是要什么样的全球化，应该在“扬弃”现有全球化弊端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新型全球化道路。 早在1991年1月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第29届年会上，“负责的全球化”理念就被提出。关于“新型全球化”的要义，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的主旨演讲中说的很清
9、楚，即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等。在给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贺信中，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共同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高铁要坚守全球化战略定力，坚定“走出去”规划不动摇。 另一方面，中国在高铁“走出去”过程中，要十分注意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金融支持等手段，拉动相关沿线国家的投资和内需，减小地区间发展水平和差异，在提升地区整体发展水平的同时实现共同发展。要将经济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帮助更多国家脱贫致富，助推沿线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文明古国共同复兴，构建起区域共同市场“平等平衡、共享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 简言之，中国要切实站在目标国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行动，不单单是推动高铁建设，更要紧扣目标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高铁建设为牵引，推动沿线各国产业化、城镇化乃至工业化进程，改善当地民生，带动当地就业，促进目标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给目标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物质福利，共同探寻一种新型的可持续的区域协同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