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1年七一党建论文 忆百年光辉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研究者最终确定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准确还原记忆，给“七一”建党纪念活动提供准确历史事实的支持。习主席曾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不断有当事人对之进行回忆和描述，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一大”的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 关键词:党史学习;“七一”建党纪念;历史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
2、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
3、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作为一个经历风雨、创造历史的百年大党，诞辰纪念正是其光辉历程的最好见证。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自身诞辰的纪念，1941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七月一日为党诞辰的纪念日。事实上，就当时的认知而言，七月一日并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而其作为党的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却影响深远。因党创建历史的特殊性，加之距离当时已经相隔多年，革命战争年代又无暇顾及，难以保存相关档案材料，因此“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实际上正是党出于纪念需要而“发明的传统”1，这被党的领导集体所认可并在党内达成共识，逐渐产生广泛影响。 客观上，
4、当时确定党的诞辰纪念需要有确切日期，但并未明确该日即党的实际成立日。建党纪念背后的历史记忆呈现出多元景象，亲历者对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也众说纷纭。改革开放后，不断有中共党史研究者试图揭开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之谜2，更好地服务于诞辰纪念，相关研究也成为纪念党的诞辰的重要方式。纪念日期或事件的选择只是因诞辰纪念需要做出的抉择，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这一具体、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中蕴含的伟大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到来之际，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党的诞辰纪念，理性对待党成立的相关记忆，可以实现党创建时的红船初心、责任使命与新时代党的新发展、新使命之间跨越历史的对话，将历史上的光辉灿烂不断引入当下
5、鼓舞人心，意义非凡。 习近平总书记在“_、_”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为主题教育实践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必须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彰显主题教育的“红船味”“浙江味”，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思想自觉确保主题教育的实践效果。 “红船精神”是浙江优秀文化精神的现实展现。“红船精神”萌生于浙江、阐释于浙江，展现出与区域优秀文化相交融的精神特质。浙江人素有主体自觉、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从先秦的范蠡、计倪，汉代的魏伯阳、
6、王充，到宋明直至近代的各个学派和思想家，始终认为为学做事贵在开拓、创新。宋史地理志将浙江人的文化气质概括为：“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可见，拼搏进取、开拓创新的文化因子自古至今流淌在浙江人血脉中。浙江人素有卧薪尝胆、事上磨练的奋斗精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永嘉学派叶适、陈亮主张“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讲求“开物成务”、事功成效。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反对“冥行妄作、悬空思索”，提倡独立自主、知行并进、事上磨练。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倡导直面社会问题，解决民间矛盾，以求国泰民安。可见，浙江先民历来反对坐而论道，崇尚从实
7、际出发、事上磨练，这是浙江人矢志不移、奋斗不止的精神源头。浙江人素有饮水思源、热心公益的奉献情怀。被誉为“中华商祖”的范蠡勤劳致富，三聚三散回馈社会，是中国历史上首位“富好行其德”的儒商。南浔“四象”之首刘镛忙碌奔波、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自律甚严、生活节俭，赈灾救难慷慨解囊、助贫济困一掷千金；“八牛”之一陈煦元一生勤俭、热心慈善，修筑海塘、倾力救灾，被誉为“陈善士”，获“存世济物”金匾。“宁波帮”开路先锋严信厚兴办义塾、培养人才，捐资筑路、扶贫助困。可见，行善积德、回报奉献是浙江人内在的精神元素。 一、关于中共“一大”的早期记忆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标
8、志。因革命年代的特殊环境及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一大”代表们在会议召开时并未能刻意留下这一伟大时刻的历史记忆，鲜有当时历史资料存世，这造成了后来人们追溯“一大”召开具体日期时的困难。但实际上以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作为党的诞辰，正是党在革命斗争年代为了进行纪念而做出的选择，使党的诞辰纪念有“一大”记忆为凭借。 多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会代表对“一大”的召开有不同回忆，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目前所见最早关于“一大”的记忆叙述，应属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该文最先于1921年8-9月连载于广东群报，后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出版时间标为1921年7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则
9、在“一大”召开以后3。因有避险因素的考量，文字颇隐晦，其中涉及时间的叙述有如下文字:“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4当时陈公博从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故到沪的时间至少在几天后，虽未明确具体日期，但毕竟去事不远，属即时性回忆与叙述，所言较为可信。之所以当时的与会代表并没有刻意记录下该重要历史时刻的具体日期，主要在于当时历史环境和当事人于历史情境中尚没有如此意识。即便是陈公博即时性的回忆也未留下具体日期的任何痕迹，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信息即中共“一大”召开于“七月十四日”以后。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历程中，“一大”召开后的几年很少有人去回顾正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因此自
10、然也没有留下太多关于“一大”的记忆。1926年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属较早的“中共党史”，其中也并未述及中共“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问题。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回顾自身历史并收集相关党史资料，应肇端于1929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设立的“中国党史研究室”。该研究室主任为瞿秋白，同时他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授中共党史，并留有讲稿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他呼吁募集参加党和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以及参加重要会议的回忆录。1929年的中共正面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相当复杂且困难的生存环境与政治局势，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政党身份与地位，制定党的未来发展规划与目标。于是，历史记忆自然成为资鉴
11、当下的重要资源。 二、“七一”诞辰纪念日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和纪念活动的举办，在党的创建之初即举行有“五一”劳动节纪念等活动，借此宣扬劳工神圣，向普通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将纪念活动视为政治宣传与动员的重要载体，但早期党较少举行与自身有关的纪念活动。直至1930年才有南昌“八一”暴动纪念日等活动的操办，开始逐渐关注党自身重要事件的纪念，包括广州暴动、宁都暴动、“八一”暴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红色中华创刊等。1933年，中央苏区正面临_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更有力地调动苏区民众保卫根据地，实现“扩红”和筹款目标，中共隆重举行了“八一”纪念。该年“八一”纪
12、念更是成为此后党相关纪念的样板5。八月一日被当作“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后习惯称之为“八一”节即建军节6。后因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发布文件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不宜再举行工农红军的建军纪念，但“在军队实现巨大历史任务转变之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必须加以凸显”，正是如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诞辰的纪念逐渐引起党的高度重视。 1936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们以集会形式纪念党的“诞辰”。陈潭秋在纪念会上发表了纪念讲话，并撰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刊登在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当然，此次“诞辰”纪念尚无特别政治意图，更未明确纪念中共“诞辰”的具体日期。1937年7月1日
13、，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应有纪念的性质，但仍不是严格意义的建党纪念活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报告(即后来成文的著名的论持久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7。”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纪念日这一重要命题，将之定在“七月一日”，并与抗战紧密联系。这为此后“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确立了记忆载体。 毛泽东如何选择并确
14、定“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具体过程，今天难以推断。但1936年和1937年美国记者斯诺夫妇先后在延安对毛泽东、董必武的访问中，两人关于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回忆不尽相同。毛泽东的回忆如前所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董必武的回忆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心建立于1920年5月，那时陈独秀为此目的同李大钊到了上海。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大”更具有“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意义，而董必武的回忆则在时间上较为确切。两人回忆的分歧有加以统一的必要，但当时又没有具体、真实的历史文献作为依据。毛泽东确立“七一”纪
15、念的抉择既有个人记忆烙印，也有对记忆的纠偏，时间上已改成“七月”，同时强调“建党”，这些均隐含毛泽东关于“一大”的个人认知与定位。 最初毛泽东关于“七一”建党纪念日的提法并未在党内引起共识，该年也没有官方文件将“七月一日”确定为建党纪念日。直至1939年“七一”前后，新中华报、抗敌报、解放杂志、新华日报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而来关于中共建党的纪念文章。1939年6月30日，已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开篇即“七一是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十八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在极困难的环境中
16、，日益坚强壮大起来;特别是在两年来的神圣民族自卫战争中，他已成为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该社论以回顾与纪念的方式阐述中共成长历程，并将之与抗日战争相联系。中共中央晋察冀军区主办的抗敌报在1939年7月1日发表的纪念文章中，也直接点明“七一，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八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强调:“今年今日，我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两周年纪念的伟大的七月的第一日”;“在国共两党合作坚持长期抗战为中华民族澈底解放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更有其特殊的意义”。8中共诞辰纪念出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从而赋予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使命，使中共的诞生具有拯救中国人民大众与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