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就古代制度研究而言，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在县以上政治制度的探讨上，对乡里制度少有关注。其原因有四：一是在大多数朝代乡里不是一级行政政权，它是作为县以下行政权力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二是乡里制度缺乏县以上制度规范性、完整性和条文性的特点，往往有着随意性、零散性和实践性的特征；三是在中国历代典章中关于乡里制度的史料记载十分简略，要获得有价值的资料如在中国的海洋中捞针；四是乡里制度研究起步晚、起点低，远远落后于其他制度的研究，这就为乡里制度研究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当然，这并非说乡里制度是一片从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事实上，自本世纪初至今，一些有识之士一直未间断对乡里制度的探讨，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本文以本世
2、纪的乡里制度研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乡里制度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乡里制度研究的是非得失及其落后的原因，进而探究把乡里制度研究引向深入的可能性。一、乡里制度研究的滥觞本文把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发生时间定在本世纪30年代，并非说在这之前没有人涉足乡里制度研究，而是说只有到30年代研究者才开始自觉地、系统地、大规模地研究乡里制度。为何乡里制度研究滥觞于此时而非世纪之初呢？我认为不外乎有以下原因：一是在政治上，清朝统治于1911年宣告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为顺应世界的潮流，稳固政局，政府一面倡行乡村自治，一面努力吸取以往保甲制度的经验。二是在上，要改变长期以来乡里社会经济的衰败景象，必须加强乡里
3、社会的户籍及税收等管理，显然，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的经验教训是有益的。三是在社会和文化上，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一批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于二三十年代深入乡村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里制度研究才得以迅速地开展起来。本时期乡里制度研究最值得提及的是闻钧天著中国保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一书。这是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著作。它以保甲制度为研究对象，涉猎广、资料丰、论叙密、用力勤，乡里制度研究者恐怕都不能不正视它。概括来说，这本著作有如下特点。第一，作者视域开阔，所论保甲范围上自西周，中经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及宋元明清，下至民国。由此可见作者有着较强的宏
4、观驾驭能力。第二，作者对中国历代关于乡里制度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钩沉，为后来的乡里制度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作者并未停留在资料的堆积罗列上，而是把中国历代乡里制度作为一个发展的有机体，既看到了其产生的源头，又看到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还看到了其衰败的结局，从而揭示了中国几千年乡里制度运作的一般。第四，作者除了用大量篇幅叙述乡里制度的沿革外，还用相当篇幅对乡里制度及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论证。例如，作者开篇即谈“何为保甲”，“保甲与保甲”，“古代保甲法制之旨趣”及“吾国自治之体制与保甲”4 个问题，这就为下面具体分析历代保甲制度之演变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五， 作者的写作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如书
5、中第432页说：“如何于和平中寻求统一？于统一中寻求和平？ 曰实施保甲，可得和平，实施保甲，可以统一。”第六，作者在叙述分析的过程中，还注意进行高度概括，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从而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闻氏在书中第8283页分析了管子什伍之政后说：“然管子什伍之政，用为牧民之具则善，目为全民施设之良规，则未尽可，此又不可以不辨。盖管子治政，道民以法，而未能训民以义，囿民以术，而不能使民以仁也。故极其善能者而称之，亦仅为使主政可行于人，人心可系于主之一端，并使民之自至于治，而全安土乐生之策也。”当然，闻氏著作也有明显不足。其一，闻氏用“保甲制度”来概括自周至民国的乡里制度显然不妥，因为
6、保甲制度明确实行始于宋朝。另外，保甲制只是乡里制的组成部分而非全部。其二，资料引证过于简略。作者在引文时往往只注明书名，而具体页码、卷数等均一概不注，甚至有时连书名也不注，只写据某某语，这就为后来研究者设置了障碍，也使得本书的史料价值大打折扣。其三，对乡里制度嬗变规律之把握似不明晰。作者认为，周至秦为保甲法之形成，汉至唐为保甲法之演进，宋为保甲制之确立，元明为保甲制之演变，清为保甲制之复兴。看来作者是从“保甲”和“保甲制度之完备程度”的角度来把握乡里制度演变规律的，其视角值得商榷，其演变规律也很难令人信服。另一值得注意的专著是黄强编著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6年版）。应该说这本著作在许
7、多方面都与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大同小异。比如在史料的运用上，在对保甲制度沿革的把握上，以及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目的上都是一致的。只是黄著远不如闻著丰厚和详尽，显得较为简略。尤其是黄著中国保甲历史沿革一章更是如此。当然，对比闻著，黄著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是视野更为广阔。作者把保甲制度放在世界村制中进行考察，在与世界先进发达的美、英、德、法的村制比照中，审视中国保甲制度的优长与不足，取人之长补已之短。如作者在保甲政制与中外村制考成例证一章结尾写道：“依上述之旨趣，吾人常循首重恢复民族精神的保障制度之视线，以定中外村制成例之价值，其结论如左：一、于上述翟城村及美国单位制，采其自动之精神。二、于定县山西云南
8、等处村制，应鉴其演进的得失。三、于云南村制之提高村长资格，及山西定县之闾邻牌甲制，宜予以相当之认识。四、于德国村制，采其应用学理经营事业，与选任专门人才之用意。五、于英法两国村制，采其尽量的容受监督制度之实益；并利用有给制之员缺，收罗数专门人材，以补自治方面无给制之缺点。六、于欧美村制关系救贫行政制度之优点，须猛力追袭，以符合吾国先富后教之王道，不步世界经济中心之潮流。”二是实践应用性强，其著述目的就是用中外乡里制度的经验教训指导当时的保甲实施运动。就章节安排看，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一书共设10篇，而探讨当时保甲运动问题的有3编， 占全书的30；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一书共分12章，其涉及当时保甲
9、运动问题的共有7章，占全书的59。 黄著关涉现实问题的章节是闻著的2倍。就页码比重而言，闻著共有576页，而谈当时保甲运动的内容有215页，占全书的38；黄著共有564页，而谈当时保甲运动的内容有434 页，占全书的80.5。显然，黄著涉猎现实问题的页数是闻著的2倍还多。江土杰里甲制度考略（重庆商务1944年第2 版）也是此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本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作者以里甲为线索探讨中国历代里甲制度自上而下发展演变的规律。虽尚简略，但条理清晰。二是作者主要从财政税收等经济的角度考察里甲制度，因为与保甲不同的是，里甲在乡里的主要职责是征收赋税，具有经济管理者的角色性质。萨孟武曾为此书作序说，在
10、此书中“此制变迁与夫各成败之关键，均已包括无遗，堪称精致之作。可供研究我国社会文化史者之参证，且对于我国现时以及将来之财税制度设施上，多亦有其宝贵之提示或贡献。”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一书，虽不是专论乡里制度的，但其中有些章节与乡里制度有关，有些章节则是专论乡里制度的。本书的突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突破了以往乡里制度研究仅就乡里制度而谈的狭窄局限，而是注重考察与乡里制度有关的内容。比如书中有6篇论绅士的文章，占全书16章的37.5。 作为与乡里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的乡里阶层绅士，在乡里社会有着相当大的作用。绅士与乡里制度间的复杂关系如何，怎样评价绅士对乡里社会的作用，这显
11、然是乡里制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对此，皇权与绅权为我们提供不少有价值的内容。其二，本书突破了以往乡里制度研究注重史实勾勒而忽视理论分析的局限，辟专章论述乡里组织中的领袖角色，这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比如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和从保长到乡约两篇文章视野开阔，理论性强，是乡里制度研究的力作。作者并不是从历代保长和乡约沿革的角度对其进行孤立的考察，而是将其放在乡里制度甚至整个官僚政治中考察，探讨保长、乡约的共性特征，像平庸的出身，低下的政治地位，繁累的职役以及夹缝中的牺牲品等问题。从而使人们对乡里制度中的保长、乡约有一宏观认识。需附带说明的是，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生活书店1948 年初版、 中国社
12、会出版社1981年版）虽未设专章论及乡里制度，但其中关于官僚贵族门阀和农民的论述对乡里制度之研究是有意义的。尤为重要的是，此书是真正站在政治学角度以较高的理论视角对官僚政治进行宏观研究的范例，这对乡里制度研究无疑有着示范作用。另外，本时期还有一些著作与文章值得注意。例如，高由中国地方自治的由来（史潮1期，1931年）， 李珩中国政治结构的研究（中国农村1卷10期，1935年7月），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梁宗敬宋代的保甲制度（更生月刊15卷57期，1942年7月）， 葛寒峰中国的保甲制度研究（农学月刊1940年第6期）， 曾资生宋金元的乡里制度概况（东方杂志194
13、4年第10期）等。总体而言，本时期的乡里制度研究起点较高，成绩较大，形成了初度繁荣的局面。研究者立足变革现实，将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方法今日对乡里制度研究仍具有示范作用。二、乡里制度研究的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初有人开始探讨乡里制度的某些问题，到60 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开始前， 乡里制度研究论著也仅出现10篇（部）的样子。应该说，此时的乡里制度研究较前在规模、水平以及热情上虽无根本性的突破，但在有些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首先，在选题上从以往的重宏观转变为重微观。有的着力探讨某个朝代乡里制度的某个方面，如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说（研究19
14、54年第2 期）和汉代的“亭”与“乡”“里”不同性质（195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蔡美彪汉代亭的性质及其行政系统（1954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有的选题面宽一些，但也仅限于某朝乡里制度的研究，如杨宽试论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衔微明代的里甲制度（历史教学1963年第4期）和杨讷元代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选题宏大有其优点，但也有其缺点，即容易使研究流于空泛，从此意义上言，这段时间乡里制度研究在选题上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另外，此时间研究者把注意
15、力集中在汉、明两代乡里制度研究上，尤其对汉代的“亭”最为热心。这在同时期的乡里制度研究中也有表现。像杨树藩汉代乡亭制度研究（大陆杂志11卷10期， 1955 年）和曲守约汉代之亭（大陆杂志12卷12期，1955年）均属此例。为何此时研究者比较关注汉、明两代的乡里制度呢？恐怕主要原因是此两朝乡里制度深受皇权重视，且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其主要缘由可能在于“亭”是中国乡里制度中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其次，在论证上，由以前的多主观揣想转而为更讲究学术规范。前文谈到吴晗等人著的皇权与绅权，其中有关乡里保长、约正的分析和论证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这种研究仍带有感想体悟性的色彩。本时期则
16、不同，研究者比较注重其学术含量。代表本时期研究水准的是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和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一是研究视角多变，而非孤立地看问题。梁著不仅追溯了粮长制的历史渊源和设置目的，而且对粮长的职务、特权和阶级分化做出细致的分析，还对粮长制的演变和给人民带来的祸害做了全面的探讨。韦著在对明代黄册制度的产生、发展演进以至消亡等丰富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专门探究了黄册制度与官僚的复杂关系。二是论证逻辑严密。比如梁著中有设立粮长的目的，为说明此问题，作者先写明初粮长设立的原因、时间，然后点出“其总目的是为保证充分提供给国家最主要财源田赋，以巩固封建统治政权，但也带有照顾纳粮小户的用意在内。”接着，作者分析了粮长设立的目的，进而说明粮长的出路往往多成为达官显宦。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