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是证人读后感篇一：读后感从外交往事中体会外交的艺术读改变世界的日子有感在修读毛概一课时，对毛泽东的事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图书馆寻觅相关的书籍参考学习。当我手拿起这本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的故事时，便没有再放下，而是认真品读下来。略有感想。这本书的作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孔冬梅。作者所记、所写来自中国的第一位副外长王海容。作者以及讲述的人，都是与毛泽东共同生活工作过的人，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在外交中最真实，最幕后的毛泽东。我认为，要真实地再现历史，一定要采访到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而讲述者王海容就是这个见证人，他们站在离我们不远的现代角度，较为客观地为我们描述那段红色
2、岁月。带我们走进那段艰难曲折的外交道路。书中开篇交代了作者与王海容以及毛泽东三者之间的关系。接着介绍了毛的青年读书时期，用毛泽东在读书时喜欢看世界地图的例子，突出了毛泽东视野开阔，有全局意识的品格。当王海容参外交加工作后，与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便拉开了帷幕。在文革之前，中国的外交道路颇为曲折。在文革初期，与30多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在此情况下，主席与周总理审时度势，果断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在中国外交上最著名的要数是中美的建交过程。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中美建交的过程的
3、曲折以及中间所体现的，毛泽东和周总理的外交艺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和美国就处于不友好关系。美国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阻扰中国解放台湾，并且在联合国反对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在建国初期的当时看来，中美建交是不太可能的事。在1967年，尼克松发表了一篇名为越南战争后的亚洲的文章，在文中，尼克松表露出美国多年来孤立中国的方法并不奏效。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富有远见的毛泽东读到，而且毛预言道：若尼克松上台，美国就有可能改变对华的政策。果然，当尼克松上台后，便想方设法寻找渠道给中国领导人带去想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口信。当一个个口信通过各种外交渠道到达毛泽东耳中时，毛的认识又马上进了一步。王海容记得，在1
4、969年，毛泽东有意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过来中国。这是多么富有卓识的远见，因为在毛说这句话的时候，基辛格在国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名声。那么基辛格是谁？为什么毛泽东会注意到他？基辛格时年不到40岁，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尼克松的智囊团成员。毛泽东曾向海容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后来，据王海容查询，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他的对国际形势言论在人民日报中出现了27次。想必在参考消息中出现的频率会更高。而参考消息正是毛泽东每天必看的资料。在中美大外交的的前奏，已经足以体现毛泽东的伟大的预见能力，这种能力的出现并非偶然。那是对国际形势的密切关注
5、还有对国际外交的敏锐觉察，才能做出如此细微准确的判断。在外交中的大胆预言使毛泽东能紧紧抓住调整外交政策的最佳时机。在毛泽东的中美大外交的惊人构想下，有一个美国记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洛。在漫长的革命长河中，斯洛和毛泽东产生深深的革命情谊。斯洛是第一个到中国苏区采访的美国记者，三十多年来，形成了一条老规矩：每次斯洛来中国，毛泽东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他们两最后一次在中南海的交谈，让我影响深刻。谈话从早上8点开始，到中午一点多，将近5个小时。这是毛泽东晚年最长时间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石破天惊的话：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
6、点。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背景来，你就给他稍个信，叫他偷偷来，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凭着与毛泽东多年的交流经验，斯洛马上明白，这是毛想让他转告给尼克松的话。斯洛也确实这么做了。但是，历史总是向前的，在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这对跨国之交就再也没有这样畅谈过了，这也是斯洛的最后一次来华。当然，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插曲。那就是“乒乓球外交”。这件小趣事对中美建交起到了不可小看的推动作用。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在日本参加第31届乒乓球锦标赛。在比赛期间，美国队要求访华，但是考虑到局势的不成熟，美国队将无缘访华
7、。但是，一则小小的意外，却使事情有了意外的转机。美国队员科恩登上了中国队的车，而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致意并且赠送了礼物。当时，这则消息刊登在参考消息上，据王海容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看到后眼睛一亮，说：“这年轻人，不仅球打得好，还会外交啊。”在一天晚上，毛泽东大手一挥，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历史性的一刻，就被这个老人，在吃过安眠药的情况下决定了。但是这不是偶然的决定，这是毛思考了几天之后的结果。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包括美国队在内的5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总理为体现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坐席安排方案。周总理这样设身处地的为客人考虑，平等对待各国的外交艺术堪称大
8、国外交的典范。使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在外交时不能忘记的首要准则。在这一系列无论是领导人有意还是无意的安排下，在毛和周总理高超的外交艺术下，中美关系逐渐破冰。之后，基辛格两次访华，第二次是公开的访华。世界已经意思到，离尼克松访华已经不远了。在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在关于体现我国领空权的问题上，又体会到了我国外交人员强大的外交协调能力。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出访必乘坐空军一号。而中方认为，在我国境内要使用我国的专机。在两国的不断沟通协调下，美方同意我国派领航员登上空军一号为其领航。这是显示我国主权的严肃行为。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在机场亲切地握
9、手，这是个伟大的历史时刻。要知道，美国在1969年就已经登上月球了，但要到达大洋彼岸的中国却比登上月球还要难。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中国也迎来外交丰收的时代。在中国建国到毛泽东去世的这几十年，外交道路曲折不堪。中美建交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已经足以体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超的外交艺术，他们不仅有远见卓识，更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他们用敏锐的觉察，大胆的行动，谱写了新中国外交的伟大篇章。在书中还有其他十分有趣而且珍贵的外交往事，无一不体现着老一辈外交家，特别是毛泽东的外交智慧。从书中的讲述者，王海容进入外交部的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3个，到周总理和作者外公毛泽东先后辞世的1976年，我国已经同
10、117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若没有建国27年来外交人的辛苦耕耘，就没有今天外交的累累硕果。随着时间流逝，英雄不再。但是老一辈的外交艺术，我们还需细细品味。所谓弱国无外交，我们必须更加坚持和跟随党的方针政策，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他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才能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声音响遍全世界，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篇二：读后感读历史深处的忧虑有感一、中美两国的“自由”不同中美两国对自由的解释以及实行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异，好像中国老百姓更容易满足，目前的情况就足以让我们感到安逸，就算遇到什么不自由的情况，也会和当年旧社会连人身自由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比
11、比，然后就怀着一颗平和心不了了之。但是若将同样的事放在美国人身上，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因为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可以说达到了“精神洁癖”的地步，他们心中的自由神圣得容不得一点侵犯。在美国，一个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看来无所谓的事件，只要是牵涉到宪法所保护的个人自由的，美国人就可能非常较真，经常一个小人物的案子就会引起全国性的辩论，甚至惊动最高法院。美国人的这种观念自建国起甚至可以说建国前就已经产生，当时美国的建国者们似乎对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痛恶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所以在建国后美国甚至一
12、度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后来，才迫于国际形势建立了政府，但是他们又及时的在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对政府的权利进行了限制，目的就是防止自己在陷入“不自由”的境地。“他们最关心自己在这个国家拥有哪一些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自由的保证。如果任何人，包括美国政府在内，试图侵犯他们的权利，他们非跟你玩命不可。”而且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维护自由说的广泛点就是对公民人权的维护，同时也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因为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
13、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么，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所以为了维护美国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自
14、由，即捍卫人权，美国的建国者在起草宪法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在美国极为流行和普遍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其中的“我”指政府。政府必须在公民的舆论监督之下，接受公民的批评，并且通过法律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
15、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从具体的执行来看，客观地说，中国这方面逊色于美国不少，尤其是言论自由这方面，美国人认为：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写什么，只要不真干，都无人干涉。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而很多中国人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大的自由，大概就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之前，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阶段里所作的形容和定义：“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由中美两国自由的概念的不同，我又想起了中美两国人观念上的另一微小差异，就是关于看待“被告”的方式，当然，也可以引申为两国维护人权方面的的差距。在中国，人们普遍都有一个观点，那就是当一个人收到法院的传票，站在被告席上后，先不说人民群众会对他
